岁末年终，2020年经济是否要“保6”引发经济学界诸多讨论。

　　今年3季度中国GDP放缓至6.0%，触及今年GDP增长目标区间的下限。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“十三五”规划的收官之年，2020年的经济增速对于实现“两个翻番”意义重大。

　　多位受访专家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2019年中国经济有望维持在6.2%左右，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.0%左右。2020年如期完成“两个翻番”目标并不困难，经济增速目标也有更大的回旋余地。

　　2019年人均收入有望破1万美元的中国，正面临着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阶段，这需要保持一定的增速。分析认为，基于稳增长需要，2020年需要在逆周期调控上进一步发力，货币政策也有宽松的空间。

　　“两个翻番”压力不大

　　“近期PMI等先行指标出现了回暖的迹象，逆周期调节政策也在持续发力，四季度经济可能略好于三季度，全年GDP有望维持在6.2%的水平。”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，今年前三季度中国GDP增长6.2%，尽管第三季度降至6.0%，但四季度的GDP有可能略有回升。

　　徐洪才基于此预测，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可能是6.0%左右。

　　“原来没考虑经济普查的因素，三季度只有6.0%，不少人都很担心，因为按照原来的估算，今明两年必须达到6.2%才可以实现‘两个翻番’的奋斗目标，这存在一定压力。然而，第四次经济普查把2018年GDP的规模补回来近1.9万亿元，那么明年实现‘两个翻番’的目标并不困难，明年增速也有了更大的回旋余地，在6%左右即可，低一点也无妨。”徐洪才表示，假如今年GDP增长6.2%，明年经济增长只要在5.6%以上就可以实现两个翻一番的奋斗目标。

　　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副主任牛犁同样认为，2020年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定在6%左右。

　　“第四次经济普查之前，我倾向于认为明年必须‘保6’，这是个底线，否则就完不成翻番的任务。不过第四次经普中，去年GDP增加了近1.9万亿元，与2018年初步核算数900309亿元相比增加了2.1%。所以我认为，明年目标定在6%左右即可，即便经济惯性地下跌一点，只要低于6%不太多，就不会影响翻番目标的实现。”牛犁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。

　　徐洪才强调，尽管明年的目标可能是6%左右，但在实际运行之中应尽可能“保6”。从长远看，中国经济并非完成“两个翻番”就完事了，这一目标明年肯定没问题，之所以要“保6”，是因为未来数年间中国要力争顺利迈过中等收入陷阱。

　　根据最新数据，2018年中国GDP已达92万亿元，人均GDP已超过9700美元，今年中国GDP突破100万亿元，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将是大概率事件。根据世界银行设定的标准，人均GDP超过1.3万美元，就进入了高收入国家行列。

　　徐洪才表示，实现“两个翻番”之后，2025年将是中国经济面临的一个重要时间节点，中国有望在6年之后GDP增长至少30%，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进入1.3万美元以上的高收入国家。

　　在他看来，这并不容易，一方面上述标准是以美元计价的，而中国GDP是以人民币计价的，近年来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较大，如果人民币出现贬值，则会拉长与这一目标的距离。另一方面，随着资源环境可承受能力达到临界点，在可预见的未来，中国的发展更加注重单位GDP能源消耗、碳排放等质量效益目标。

　　根据巴黎气候协定，中国承诺到2030年达到碳排放的峰值，所以中国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不断调整，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转型升级，结构改革任务艰巨。

　　亟待提升投资效率

　　在牛犁看来，当前中国经济仍面临着不小压力，一方面外部环境异常复杂、严峻，世界经济仍看不出好转的迹象，欧美日经济都出现明显回落，中美经贸摩擦持续;另一方面，国内仍有许多短期的突出问题和矛盾有待解决，新旧动能转换、经济增长速度换挡仍在持续。

　　徐洪才认为，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转变，过去过多依赖投资、出口拉动经济增长的方式已经不可持续。从人口结构上看，老龄化社会正加速来临，新生婴儿出生数量明显下降。在此背景下，应加倍努力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，防止经济出现过快回落。

　　今年中国经济增长中，外需扮演了一定的拉动作用，外贸顺差是扩大的，顺差有可能达到3800亿美元，在此之前外贸顺差连续多年缩小。

　　但徐洪才认为这并不是好消息，而是一种衰退性的顺差。这是因为进口增长很疲弱，出口弱进口更弱，预计明年很难持续。2020年不能指望外贸顺差对经济有正的贡献，如果投资、消费依然如此疲弱，经济下行压力就会更大，中国经济要维持在6%左右，必须在内需上多加一把力。中国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，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，发挥投资在稳增长当中的关键性作用。

　　徐洪才表示，明年赤字腾挪的空间有可能提高到3.0%，将进一步减税降费，同时基建有望进一步加码，有可能适度扩大财政支出，不过这一幅度不会太大。逆周期调节不会再搞大规模刺激计划，未来投资必须“把好钢用在刀刃上”，提高投资的效率，优化投资的结构，避免产生新的产能过剩。

　　政府加大投入的同时，更需要通过改革，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。比如打破一些行业的垄断，加快混合所有制改革、扩大对外开放，调动民间投资和外商投资的积极性，而这两者目前都面临着不小的压力。

　　民间投资在过去几年间出现了下滑，投资信心不足，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背景下，金融机构的“惜贷”和“拒贷”等顺周期行为仍在持续，民企融资难、融资贵的问题仍十分严峻。外商投资也面临着双重压力，一方面外部贸易摩擦不断升级，部分产品被课以较高关税;另一方面，国内用工、土地等要素成本持续攀升。

　　徐洪才认为，逆周期调节对稳增长是必要的，但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还是需要通过改革提升潜在增速，在此过程中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与新旧动能转换，而这需要一个过程。

　　大规模刺激不现实

　　如今，消费已经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首要动能。不过，由于消费增速趋于下行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也有边际减弱的迹象，其中汽车消费更是持续低迷。

　　徐洪才表示，最近几年居民消费杠杆率持续上升，已积累了不少风险。稳消费的关键在于提升居民收入，尤其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，做大中等收入群体，形成橄榄型的收入分配结构，这不仅能为提振消费提供支撑，更是摆脱中等收入陷阱的钥匙。

　　货币政策方面，徐洪才表示，10月末广义货币(M2)增速为8.4%，这是一个相对稳健的水平，未来适度的宽松也有一定空间。不超过9%的M2都是可以接受的，而0.5个百分点的宽松力度已是合理区间的极限。即便保持现有的货币投放速度不变，随着经济的逐步下行，实际上也能形成宽松的货币投放。

　　牛犁认为，当前货币政策的取向应注意分析物价的结构性特征。一方面，CPI创逾7年来新高，其中猪肉价格是推动物价涨幅扩大的主要因素;另一方面，PPI持续下行。

　　他认为，猪肉价格受非洲猪瘟、生猪存栏等偶发因素与周期性因素的影响，是特殊情况，不必过于担心通胀。目前中国总供给与总需求是平衡的，只要粮价稳住，就不会发生明显的通货膨胀。而工业品方面，几乎各个领域的供应都是非常充足的，所以也不必担心价格大幅上涨。

　　牛犁指出，若不包含食品和能源，核心CPI同比增速自2018年初2.5%的高位震荡下行，2019年初为1.9%，10月为1.5%，货币政策不必过度关注异常升高的CPI数据。

　　徐洪才则指出，对于CPI的快速上涨，应通过多养猪、增加供给来缓解。对于持续低迷的PPI，需要通过扩大需求来解决。货币政策有一定空间，但大规模的刺激并不现实。

　　牛犁也认为，中国近年来越来越重视高质量的发展，后者显然不是通过大水漫灌获得的。

　　对于有些经济学家提出的，明年经济低于6%是否会影响就业的问题，牛犁认为，经济略低于6%并不会造成严重的就业问题，这是因为中国经济结构中服务业比重持续上升，服务业每单位GDP拉动就业的潜力要比第一、第二产业多得多。

　　“今年美国失业率创下近60年来的新低，只有3.5%。日本更是降至2.2%，创下26年来新低。但前三季度两者经济增速只有2.3%和0.9%，这跟发展阶段、经济结构、产业结构有关系。中国服务业占GDP比重也已超过半壁江山，完成全年1100万就业的目标任务并不困难，这并非‘保6’的充分原因。”牛犁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