据称有意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提议,可向约占美国人口0.2%的最富裕人群征收最高77%的遗产税,最低征收门槛为350万美元,基本恢复了1941到1976年间的遗产税制度。民调数据显示,大多数美国选民支持为富人加税。
正如全球最大对冲基金桥水(Bridgewater)创始人达利欧(Ray Dalio)所言,美国已开启新一轮总统选举周期,如何应对贫富不均这一日益严峻的问题将决定下届选举的赢家。
从上周达沃斯论坛开始,不断传来美国国会民主党议员要求为富人加税的呼声。周四的最新消息显示,据称有意参选2020年美国总统的参议员桑德斯(Bernie Sanders)计划推出“为了99.8%的人”法案,希望向约占美国人口0.2%的最富裕人群征收最高77%的遗产税。
桑德斯是参议院中的无党派人士,但投票倾向于民主党,曾参加过2016年总统大选与希拉里一争高下。他提议,向价值350万至1000万美元的遗产征税45%、1000万至5000万美元的遗产征税50%、5000万至10亿美元的遗产征税55%、超过10亿美元的遗产征税77%。
据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为“假新闻”的《华盛顿邮报》率先披露,桑德斯的助手表示,这一法案计划从美国558名亿万富翁处征集2.2万亿美元的遗产税,代表最富人群的净身家至少为3万亿美元。鉴于遗产税的定义,并不清楚多久才能完成征收,预计未来10年可征收3150亿美元。
上述报道称,美国在1941到1976年间曾执行过77%的最顶级遗产税率,征收门槛最低也是350万美元,桑德斯的计划基本等于恢复当年的规定,也是1970年代以来罕见的水平。
2017年特朗普税改将遗产税的豁免最低门槛从350万提升至1100万美元(家庭门槛为2200万美元),有效期至2025年,民主党批评是给富人减税。本周,参议院共和党领袖Mitch McConnell和特朗普好友Chuck Grassley等共和党大佬联名提议废除遗产税,认为是不公平的死亡税。
“富人税70%”这样耸人听闻的概念,最早由新当选的纽约州民主党众议员Alexandria Ocasio-Cortez提出,她建议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的人群征收70%的“边际税率”。上周,有意参加2020年大选的马萨诸塞州民主党参议员Elizabeth Warren提出了“超级百万富翁税”,欲为财产超过5000万美元的富人每年增量征税2%,为超过10亿美元的人每年多征税3%。
同样打算参选的加州民主党参议员Kamala Harris则走了“底层路线”,本月建议设立给低收入个人的3000美元退税优惠而且没有附加条件,退税的款项将来自回撤部分特朗普税改,以及对大型金融机构收取额外费用等。上述议案可见,民主党试图打造“共和党只为富人代言”的舆论形象。
另据福克斯新闻的民意调查,大多数美国选民支持给富人加税、同时增加国内开支。1月20-22日的数据显示,有51%的受访选民想要增加基建、国防安全、教育和医疗等国内项目投入,70%的人支持给收入超过1000万美元的富人加税,65%的人支持给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加税,44%支持向收入超过25万美元的人加税,只有13%支持给全体美国人加税。
经济学家Edward N. Wolff研究发现,截至2017年,美国最富裕的1%人群拥有全国财富的40%,财富集中程度为1962年以来最高。桑德斯本人认为,给富人加税、特别是利用累进制的遗产税,是减少财富不均、关注正在消失的中产阶层的最好方式:
“当太少人拥有过多、太多人拥有过少,从道德、经济和政治的多角度出发,国家都不会繁荣,共和党参议院领导层希望为全美最富裕的1700个家庭彻底废除遗产税,这太荒唐了。”
不难想象,对富人加征重税的观点无法得到华尔街和美国商界高管支持。桥水达利欧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间隙对CNBC表示,在改变贫富差距之前,需要考虑一些严重的影响,税率变化将对激励机制产生巨大影响,可能对资本流动,以及市场和经济产生意想不到的重大冲击:
另据彭博社,戴尔创始人兼CEO迈克尔·戴尔(Michael Dell)也在达沃斯的一场小组会议中表示:“我不支持这种做法,我不认为这将有助于美国经济的增长。"投资公司Guggenheim Partners的高管斯科特·米纳德(Scott Minerd)直言,这项提议(富人边际税率70%)“太可怕了。”
星巴克创始人兼前CEO、打算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2020年大选的“星爸爸”舒尔茨(Howard Schultz)本周表示,他也反对民主党众议员对年收入1000万美元以上富人征收70%边际税率的提议:“民主党的观点不代表大多数美国人,我不认为美国想要70%的所得税。”
尽管要不要给富人征收重税还在讨论阶段,很可能不会在美国成形,但正如桥水达利欧在达沃斯论坛结束后的一篇观点文章所言:
虽然我们还没有看到市场对此类新闻做出反应,因为现在就押注谁将胜出、胜出者将怎么做还为时过早,但我们知道,形势将变得越来越明朗,然后将在未来两年内尘埃落定。我们知道,这些事情将对资本流动、市场估值、经济状况、国内及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。
就像上世纪30年代末那样,民粹主义+经济疲软+央行宽松有限+大选 = 高风险市场和高风险经济体。